编者按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正式建立。70年栉风沐雨、70年砥砺前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展现出蓬勃的生机活力。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通过历届江苏各级人大代表的履职经历和独特视角，展现江苏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积极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在立法、监督、代表、自身建设等工作中不断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

9月10日，在84岁的东南大学老教授龚乐年家中，这位三届省人大代表、两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拿出一摞泛黄的文件和照片，讲述起他的15年代表生涯和他亲历的人大故事。

197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也是龚乐年的重要人生节点——他获得改革开放后教育部首批公派留德的机会。这年冬，龚乐年乘火车进京参加德语培训。躺在卧铺上，他被列车广播吸引住了。广播正在播送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尽管没有全部听清楚，但是提法和以前不一样，我就隐隐感觉三中全会开了以后，中国也许会不一样了。”龚乐年说。

苦学两年回国，龚乐年对“不一样”有了更深刻体会。当时通信尚不发达，对国内具体情况“一无所知”的龚乐年归国后，震惊于改革开放短短几年带来的巨变，“回来后发现国内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刚开始还不大适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9年12月，江苏省人大首次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我省地方人大工作也进入崭新阶段。

1993年，龚乐年作为党外人士、九三学社社员，当选省第八届人大代表。作为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家，当代表对龚乐年来说是个崭新课题。“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感觉有压力。既然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就应该把这个工作搞好。”龚乐年代表一当就是15年，“除了上课、带学生、搞科研，其他时间基本都用在代表履职上。”

这15年是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深的15年。龚乐年履职的最大感受，是法制欠账太多。“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立法太欠缺，立法任务很重。”龚乐年回忆，尽快完善我省地方性法规制度，是代表们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共同愿望，“这是紧锣密鼓、快马加鞭立法的15年。”

法制欠账，还体现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上。监督法律执行是人大法定职责之一，为人正直敢言的龚乐年更是经常“亮剑”。

上世纪90年代，太湖水污染触目惊心。有一年到无锡开展执法检查，龚乐年发现湖边餐饮店污水直排入湖，养殖场污水直排入湖河道，湖中滋生大量藻类，气味难闻。与无锡市政府有关部门对话时，龚乐年直言：“发展是硬道理，但是你们可能没有全面正确理解，不是说环保不要管。你们有没有算笔账，现在看起来是赚了点钱，将来治理起来可能花的钱比你赚的还要多。”一次执法检查后的省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龚乐年更直接质疑有关参会领导：“省环保条例已经制定了，你们为什么手拿‘尚方宝剑’不去用？”

去年，太湖水质首次达到良好湖泊标准，曾多次参加现场检查的龚乐年十分高兴。在他看来，除了一年接一年大力度治理，一届接一届的人大监督也有重要贡献。他也坦言，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对环保重要性的认识确实还没有那么深刻。

在科技与教育的关系上，也体现了相关认识逐步加深的过程。当时，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科技兴省”。许多人在讨论时感到，科技兴省不能不提教育。作为来自高校的代表，龚乐年感到责无旁贷，于是建议“在‘科技兴省’中充实‘教育兴省’内容”。“教育是基础。科技要强，必须要教育强，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当时没有完全采纳，但是后来就改成了科教兴省。”龚乐年说。

一辈子教书育人的龚乐年，对进入新时代后中央根据新形势进一步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极为振奋。改革开放之初，他和许多教师对国家事业可能后继乏人忧心忡忡。如今，龚老释然了，“每次神舟上天我都要看。我研究控制理论，最关心的不是空间站，而是控制室里的人——现在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我们不仅后继有人，而且后继有很多人！”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回看来时路，龚乐年感慨于中国蹚出自己道路的不易。2004年，他作为中国出席美国州议会2004年年会代表团成员赴美。历数与其交流的美国议员背景，龚乐年感慨：“我一个普通教师，在美国要当参议员、众议员，恐怕是不行。在中国，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参与国家大事，这是我们的优势。而且，现在我们的民主形式越来越丰富了。”

退休后，龚乐年成了社区基层立法联系点成员，最近南京市多部法规的制定向他征询意见建议。“明天下午我要去开会，他们想提出议案，在南京基层社区普遍成立立法联系点，这样可以广泛征求意见。如果把每一个社区都发动起来，每个社区都能有人尽心对每一份立法文本提出意见，这样就做到集思广益了。”龚乐年期待着，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展现中国民主新气象。

记者 陈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