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倪方方

50多年前，南京最能拿得出手的是“一大一小”：“小”是小红花艺术团,“大”就是南京长江大桥。当时，大桥就像如今所说的“网红打卡地”，很多人专程来南京看。

“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老同事来南京，父亲就带他们去看大桥。”69岁的彭伟川拿起一张上世纪70年代拍摄的黑白照片，回忆道，当时他以大桥为背景，为两人拍下一张“游客打卡照”。

彭伟川之父江苏省军区原政委彭勃，与大桥渊源很深。1967年初开始，彭勃曾在南京负责南京长江大桥建设。近日，彭伟川在宁接受记者采访，讲述了父亲与大桥的故事。

彭勃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在抗日烽火中成长起来，他打过日本鬼子、打过国民党，也参加抗美援朝打过“联合国军”。在大桥建设的关键时间点，他被上级点名参与相关组织领导工作。“父亲打仗可以，做政治工作也可以，但造桥却不在行。”彭伟川谦虚道。

但是，周总理嘱咐彭勃，要确保大桥在1969年元旦前完工，彭勃二话没说接下任务。“父亲这辈人只要党和国家有需要，从不考虑个人利益，即使付出生命代价也毫不犹豫。”彭伟川说，也正是有这种信念，当时的人们才能在物资、人力极其紧缺的情况下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可能”的论断来自当时的外国专家，认为“在南京江面上不能建桥”。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父亲很少和我们谈论他自己。我当时上初一，只知道父亲在南京很忙，常常工作到深夜，从不抽烟的父亲也开始靠抽烟来提神。”彭伟川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参与建桥那两年，从没回过近在咫尺的滁州家里。

1968年冬，在预计还需要9个月才能完工时，彭勃突然接到周总理电话，提出大桥一定要在1968年12月底前建成。“听了这话，父亲压力很大。”彭伟川说，这意味着要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建成大桥，简直是一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特别是高达70米的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是建设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

“父亲不懂造桥技术，但他是军人，从不畏难。”彭伟川说，父亲找来大桥一线工程技术人员、建桥工人连夜开会讨论，依靠集体的聪明才智很快制订了最合适方案：采用钢筋成型、多层同时浇筑，立即组织南京龙潭水泥厂生产能迅速凝固的高标号水泥，将原来180天的凝固期缩短到28天；建一座70多米高的龙门吊，把重达30吨的桥头堡“三面红旗”吊上去。

彭伟川告诉记者，一有困难，父亲就去一线找有关人员解决问题，半夜敲过水泥厂工人的家门，凌晨和技术人员讨论工程进度。桥头堡建设几乎一直是冲刺状态。工人们吃住在工地，劳动力还是有很大缺口，怎么办？部队调人到工地上一起干活，群众也自发前来帮忙，“到大桥去义务劳动”成为当时最光荣的事。全南京的力量都被调动起来了。

不管白天黑夜，大桥上总是火光四溅，一如那时人们火热的内心。

建设者们上下一条心，把工期赶了上来。1968年9月30日，铁路桥通车；1968年12月29日，公路桥竣工通车，南京长江大桥全线贯通。南京长江大桥成为中国第一座完全独立自主设计，并全部采用国产材料的特大型公铁两用桥。它的建成开创了中国自力更生建设大型桥梁的新纪元，彭勃肩上沉甸甸的使命完成了。

通车后，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南京参观大桥，行人到处都是。当时，有人特意从江南的盐仓桥步行过江，一路走到江北的泰山新村。一走一个上午，人们乐此不疲。

在这个项目中，行人差一点就无法步行过江，人行道是彭勃“据理力争”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处都缺资金。有人提出把桥面改得窄一些，引桥长度缩短一些，火车站也随之改小些。这些提议遭到彭勃的强烈反对。“父亲的理由是，大桥设计是从多个方案中挑选出的，桥面多宽、引桥多长、火车站多大肯定有它的道理。要方便江南江北的市民过江，人行道一定不能砍掉。”彭伟川说，最后，人行道的设计方案在彭勃坚持下被保留，为此，大桥公路桥两边各挑出一米，中央拨付数百万元用于“扩建”工程。

如今，人们早已不再对一座过江大桥感到新奇。自1955年建设首座跨江通道武汉长江大桥，截至去年12月，长江上已建成包含公路、铁路、市政桥梁及隧道在内的140余座过江通道。彭伟川说，看到几十年来的变化，父亲生前总是不停感叹“想不到”。

彭伟川退休后，每天开车带父亲逛南京。“当时父亲坐在副驾上，不看风景，就喜欢看新房子。城里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农村农民自建的青砖小楼，都是他的兴致所在。我知道他看的是经济建设，是人民生活。这些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人，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吃饱穿暖嘛。”彭伟川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