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睿翔 陈珺璐 顾敏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防止政策执行“一刀切”、层层加码，持续为基层减负。
泛滥的工作群、政务平台令人眼花缭乱，各类“请上报”“请回复”“请点击”让人应接不暇，用“群里吼”代替“实地走”……去年以来，我省多地纪检监察机关把减负焦点对准基层干部反映强烈的“指尖”之苦，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为“指尖”松绑。“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有哪些表现？专项整治效果如何？怎样铲除滋生形式主义的土壤？记者展开调查。
从“指尖”负担到“指”上谈兵
各部门单位运行的各级信息平台就有近470个，有的一个工作条线推广使用信息平台30个，全市各部门单位、乡镇园区排查梳理微信（QQ）工作群1100余个……一份来自高邮市纪委监委的调研报告，揭示了基层干部的“指尖”之苦。
一名基层干部给记者列出了“比较重要”的工作群：创文工作群、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群、疫情防控工作群、会计工作群、民政工作群……“基本上从早上一睁眼手机就响不停，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最让他头疼的是，三四个微信工作群经常一起响，“有时候一天能接到10个任务，而且都规定下午五点前要完成，你说头大不大？”面对无法完成的任务，他坦言不得不用形式主义对付形式主义，“比较重要的活优先干，忙不过来的就估个数字随便填填、应付了事。”
“信息平台多、工作群多，这是‘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最直接表现。”高邮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黄东涛调研发现，过多过滥的工作群和政务APP，背离了方便工作、提高效率的初衷，成为基层干部的“不能承受之重”。他列了一组数据：去年2月，高邮各部门单位运行的国家级平台有175个，省级平台有209个，扬州市级平台有56个，而高邮市级平台仅有19个。一些政务平台变味走样，滋生形式主义问题——有的过度依赖数据，不注重实效；有的不顾实际情况实行月度甚至每周进行通报，导致基层出现任务摊派、一人多机刷点击率等形式主义问题。“有个平台设置每日上传10条动态信息的‘硬杠杠’，但是平时村里人少、事少，为了凑数，网格员在路边发现一个烟头也会拍照上传。”黄东涛无奈地说。
“线上热闹”的同时，少数基层干部甚至学会“钻空子”，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基层工作异化成了线上作秀。
去年5月6日，淮安市清江浦区邮政南苑小区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发生一起安全事故。清江浦区纪委监委在对事故进行问责追责过程中发现，事故的背后正是“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在作祟——
当天上午9时，安全巡查员多次在“清江浦房地产2021老小区改造”群内发布“配重块存在安全隐患”的信息，项目安全员、监理单位监管人员和总工程师陆续在群内回复“收到”，并相继在群里提出安全要求。住建部门相关负责人也在群里称“对该问题要严肃处理”，区房地产公司副经理、邮政南苑小区改造项目安全员王宏伟回复“收到，已草拟书面处罚决定书”。承建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在“群”里忙得热火朝天，“指尖上”的安全监督有声有色，却无人迈出关键一步——叫停施工！2个小时后，小区改造工程发生安全事故。去年5月27日，清江浦区纪委监委对直接责任人王宏伟给予撤职处分。该案共立案查处5人，问责2人，提醒谈话1人。
去年，清江浦区就“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处理党员干部16人。清江浦区纪委监委监督室负责人徐驰分析发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往往隐蔽在井井有条的“照章办事”体系之下，危害性并不显而易见，但必须加以警惕并及时遏制。
从工作群“瘦身”到集成化服务
“最直观的就是手机比以前‘安静’多了。”专项整治前，高邮市琵琶社区党总支书记陆凤霞的手机上最多有二三十个群，每天看群消息加回复要花上一两个小时，现在每个村（社区）只保留一个必用群，所有的任务、相关信息都在这一个群里发布，“再也不用担心漏看信息、耽误工作了”。
陆凤霞的切身感受，反映了专项整治带来的喜人变化。数量该精简的要精简，微信群能退的就退掉，严控信息发布内容，没必要说的不说……给“指尖”松绑，我省多地纪检监察机关从推动精简政务APP、微信工作群入手。
“针对平台多的问题，我们和各个乡镇部门进行梳理研判，不需要的平台就取消，功能相似的就合并。”目前，高邮本级创建的19个平台，仅保留了10个；通过向上申请撤并，扬州市级层面的8个平台被取消或整合。随时建群、随时解散的动态工作群，是微信工作群整治中的难点。“我们联合宣传部门进行研判，提倡一个工作机构只建一个工作群，严禁通过工作群直接越级向基层派任务、提要求，最后取消了211个工作群。”黄东涛说。
大刀阔斧“做减法”的同时，多地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推动相关部门整合优化，归口管理、集成服务，为基层干部卸下不必要的负担。
在张家港，专项整治重点聚焦承担大量基层事务的网格员。“网格员开展村级网格化巡查时，需要将火灾隐患、安全生产隐患、人居环境问题，以及群众意见建议分别上传到各个工作群，如果一条信息同时存在几个问题的，还需频繁地在不同的微信群之间切换、上传，费时又费力，让基层网格员叫苦不迭。”张家港市监委委员倪建鑫告诉记者，通过专项整治，基层网格员的入格事项从260项压缩至58项，“像党组织信息采集、党员信息采集等职能部门本应掌握的信息采集类任务，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比较专业的监测指导任务等，都被‘扫地出门’。”
在此基础上，张家港市纪委监委监督推动该市融合“城市‘e’管家”“12345”便民服务热线等功能推出“联动张家港”APP。市联动中心通过该APP对收集到的问题进行汇总、分办并反馈，基层网格员通过这一个端口就能上传发现的问题、查看结果。“‘联动张家港’APP上线以后，以前置顶的几个工作群都解散了，可以腾出更多精力解决群众诉求。”张家港市乐余镇乐余村网格员周春峰说。
从“群里吼”到“实地走”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直高度重视基层减负问题，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仍是不断反弹、难以根治。一些基层干部抱怨，尽管政务APP、微信工作群有了一定幅度的压降削减，但大量任务还是通过各种形式层层派发下来，尤其是一些上级职能部门，该亲自到基层调研的，不想前去，安排基层“代拍照”；该亲自指导督促的不前去，用拍照留痕方式倒逼基层抓落实。
苏北的一名村书记就向记者吐槽，经常会接到一些村里无法胜任的专业工作，“比如，今天这个部门让村里去查看猪圈污水处理有没有达标，拍照上传；明天另一个条线让你去企业摸清安全生产情况，填报表格。我们也没有专业知识，只能面上看看，老百姓还不理解，觉得村里来查是不是在故意找茬？”更让他想不通的是，干得怎么样是一码事，干的过程是否有记录、材料是否齐全是另一码事，“有时候工作做好了，却因为材料有瑕疵而被批评。”
“上级职能部门担当作为不够，把该承担的任务向下派发，这是典型的作风问题。”黄东涛说，当一个个部门都如此安排时，基层必然应接不暇，大量时间用在应付上级的痕迹要求上。要让“指尖”减负切实转化为实干新风，必须杜绝“甩锅”思想，不能把责任向下推。“不管是机关部门，还是领导个人，在组织工作、谋划工作时，都要树牢减负意识；做决策时，多考虑下基层的困难，少一些不切实际的拍脑袋决策、随意发号施令等问题。”
而在徐驰看来，摒除“指尖”之苦，不能仅仅“做减法”。随着通信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办公无纸化、行政管理智能化是必然趋势。他认为，开发一个政务APP，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巨额财政投入，与其事后惩戒、一停了之，不如事先“把好关”，在办公平台、微信群的创设上设置精准、可量化的标准和“门槛”，“比如建群、开发APP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做什么工作推动问题解决？具体做法是什么？这些问题都要进一步细化明确。”
“当大多数基层干部一边抱怨形式主义，一边身不由己搞形式主义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警惕，必须在整个执行系统中做‘全面体检’。”省社科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丁宏说，“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形成，离不开趋于形式的督查考核机制。督查考核是指挥棒，重视过程、忽视结果很容易让基层学会“见招拆招”，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义，造成恶性循环。只有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考核机制，从看“痕迹”转变为看“实绩”，才能推动基层干部从“群里吼”到“实地走”。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也不例外。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各地仍在探索。比如，近期高邮市纪委监委选取不同乡镇的4个村（社区）作为高邮减负工作监测点，通过日常监测，跟踪把控减负动态；如东县双甸镇纪委把对村居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减少50%以上作为减负目标，严格控制开展督查检验数量和频次；苏州市吴中区纪委监委推动区委宣传部建章立制，细化政务APP、网络工作群组运营管理要求，建立政务新媒体开设登记备案管理制度……
“如何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通过‘指尖’减负倒逼基层优化治理方式、提升治理水平，是各地都应思考的问题。”丁宏认为，开展长效整治，关键还要在创新基层治理“新思路”上下功夫，尤其要在打通部门、层级间的数据壁垒上多探索，“比如现在多地探索的‘城市大脑’，就是打通数据壁垒的积极尝试，不同部门、层级可以在平台上实现数据共享，大幅度减少基层干部不必要的工作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