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晚，红色音乐剧《新华报童》在山城重庆首演。舞台上，一群朝气蓬勃的少年，带领观众重温抗战时期不平凡的斗争故事：硝烟弥漫，纸张奇缺，国民党封锁破坏，勇敢无畏、信念坚定的报童们，与国民党“军警宪特”斗智斗勇。“卖报卖报！卖《新华日报》。”他们穿梭大街小巷送报的身姿，是《新华日报》在共产党领导下克难前进、扩大发行的动人剪影。

记者 白雪 徐冠英

“小尖兵”，大无畏

本报为推广本市销数便利读者起见拟招收报童数名 凡具备下列条件愿为本报服务者可至本馆接洽（条件）一、粗识文字 二、年龄十二至十六 三、克苦耐劳 四、熟悉本市街道

——《本报招收报童》广告，1938年11月9日、10日

《新华日报》迁到重庆出版十多天后，便登报招收报童，组建自己的发行队伍。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对《新华日报》发行的破坏阻挠变本加厉，实行“只准印、不准发”的方针，就是让你办报，但要进行内容审查；让你印刷，但千方百计封锁发行。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蔡斐告诉记者：“国民党不仅把控《新华日报》的内容，而且以各种手段压制《新华日报》的发行。重庆报业同业公会禁止报贩们售卖《新华日报》，《新华日报》的发行跌入低谷，发行量一度只有2000多份。为改变不利局面，《新华日报》扩大报童、报丁队伍，由他们到街头卖报、为订户送报。”

出于斗争和安全考虑，熟人介绍是报社招收报童的方式之一。如今年逾九旬的老人邱发杰，由在报社做报童的堂哥邱俊川介绍，于1946年加入新华报童队伍。邱发杰回忆，送报任务很艰巨，不管天晴下雨，报童都在4点多起床。到食堂吃过早饭后，他们便去印刷室取报纸，按照分配的地域送报。顺利的话，下午四五点钟能回到报社。

“送报要注意保护读者，经常需要与国民党特务、宪兵‘打圈圈’。一旦发现身后有‘尾巴’，报纸就不送了，我们就绕到大街上，跟特务兜圈子，甩掉特务后，再去补送。”邱发杰说，“除了把报纸安全地送到读者手中，报童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读者。每天送完报回到报社，报童对当天发展的订户信息要填‘区域卡’，填完卡、报完账、领到第二天取报单后才休息。”

《新华日报》很关心报童的学习和生活，卖报的钱报童自留一半。如果报纸破损或被警察、特务查收，损失均由报社承担。此外，报社还给报童提供住宿、午餐补贴，提供雨伞、草帽、报袋、草鞋等日用品。

国民党顽固派盯着《新华日报》的发行、报童的举动。《重庆市警察局档案》记载，1944年12月6日，重庆市警察局发出《密令》，称《新华日报》计划在1945年1月11日后每日发行5万份，已经在市郊召集报童30余名，除供膳宿外给予月津500元，要求警察分局对《新华日报》跟踪截留、设法销毁。

“那时，我们还要在老市区有广告栏的地方贴墙报进行宣传，国民党宪兵看到会撕墙报、抓报童。”邱发杰说，“我没被抓过，但有的报童被抓去关了一天一夜。只要发现报童没回来，报馆领导就出面跟国民党当局交涉。报童被抓后会面临国民党拷问，受苦是难免的，但直到1947年2月封报馆的那一天，没有一个报童退缩。”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齐辉说：“当时，《新华日报》还常用商号的信封或以《中央日报》作封皮，加以伪装，让报纸能够顺利地送到读者手中。”

这支曾发展到100多人的新华报童队伍，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华日报》发行的破坏与封锁发挥了大作用。毛主席称赞他们是“新华军里的小尖兵”，林伯渠为《新华日报》报童题写了“大无畏”条幅。

办纸厂，备“粮草”

本报因纸张来源困难，自二十一日起，改出半大张，尚希读者原谅是幸！

——《本报紧要启事（一）》，1938年10月21日-24日

抗战时期，纸张、油墨等物资都是奇缺品，但《新华日报》从来没有因缺纸而停刊。

齐辉介绍，纸荒问题是中国近代报业的一个顽疾，主要因为中国无法自行生产报业印刷用纸，完全依赖进口。抗战初期，因沿海地区被占领，中国报业纸荒更为突出。在西南地区，由于报业内迁，纸张供应是个大难题。

齐辉说，从创办之初，《新华日报》就将纸张储备视为报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早在武汉出版时期，报社就存储了大量纸张，在撤离武汉前尚留100多筒卷筒纸。可惜的是，装有报社纸张等物资的船只，抵达重庆之前触礁沉没，损失20多筒卷筒纸。不过，剩余纸张仍保证了《新华日报》在重庆初期的出版发行。

据统计，1939年重庆有报社16家，是战时中国报业最繁盛的城市。当时，《新华日报》获得纸张有两条路：一是向国民党政府申请分配纸张，二是在市场上零星收购。国民党不仅限制报道内容，更从纸张供应上遏制《新华日报》。为解决纸张不足问题，报社决定自办纸厂。

《新华日报》工作人员苏芸与梁山县屏锦镇商人王炽森合股经营川东纸厂，资金定为10万元。苏芸代表《新华日报》投资80%，王炽森代表垫江股东投资10%，其余10%的股份招募地方上的实力人物。纸厂开工之后，每天给《新华日报》发运纸张100担。纸张除保证《新华日报》自用外，还供给“读书”“生活”“新知”等进步书店和其他用户。后来由于国民党破坏，川东纸厂改名。《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为应付变故，多辟纸源，又与别的商人开办了正大纸厂、正大纸号，在大竹县开办了正升纸号，还到岳池县办了一个小型纸厂。这些纸厂，给《新华日报》备足了“粮草”。

“由于纸厂由中共党员控制，大家钻研技术，造出了上等好纸——微带黄色、吸墨性能好、质地坚韧、薄而不透、印字清楚。”齐辉说，“有了这些纸厂，虽然《新华日报》每日平均用纸四五十令，但自始至终没有闹过纸荒，甚至还借纸给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在纸张上打破了敌人的封锁，赢得舆论斗争的主动权。”

《新华日报》遇报纸版数变动，总是第一时间登报告知。

1938年7月7日，“七七”一周年纪念日，《新华日报》由4个版增加到8个版。报社在头版醒目位置广而告之，“今日本报出版两大张，如有遗漏，请向送报人索取”，以免读者拿到的报纸不全。

1941年9月7日，《本报启事》：本报今日星期增刊，适逢国际青年节，刊行纪念特辑，共出一大张，零售二角，长期订户仍照原价，敬希读者注意。

“皖南事变”发生后，“因奉令免登稿件过多”，《新华日报》自1941年2月1日起改出“一中张”，即两个版。1942年2月1日，《新华日报》恢复4个版。当日报纸头版上，并列着《本报恢复大张启事（一）》《本报恢复大张启事（二）》《本报广告加价启事》《本报恢复大张征求基本定户启事》，十分引人注目。

破阻碍，“销得多”

自广州失陷，武汉撤退之后，鄂西是已经处在抗战的前线了。我们全鄂西千百万的同胞们在今日的责任，自然是更其重大，因为不但要为保卫祖国，而且要为保卫我们的家乡而战！本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角，是后方民众支持抗战的鼓动者，故本分销处代表本报，愿以抗日朋友的资格，要求与鄂西同胞作更进一步的亲密合作，特订优待办法如下：凡直接向本分销处定报一月者价八角。二月一元四角。三月一元八角。半年三元。

——《本报宜昌分销处征求一千基本定户启事》，1938年11月9日、10日

当时的报纸定价是多少？当日报头下方印着“订报价目”：“每份四分”“一月一元”“三月二元八”“半年五元二”“全年十元”。可见，宜昌分销处给这1000名“基本定户”至少八折的订报优惠。

自创刊之日起，《新华日报》就十分重视发行。记者看到，1938年1月11日面世后，《新华日报》连续刊发《本报发行课启事》，“征求基本定户一万户”以及“征设外埠分馆及分销处”。具体来说，自创刊日起1个月内，凡向报社直接订阅者，报价打八折，满1万户为限；凡愿设立外埠分馆或分销处的人，可向报社函索简章或直接到发行课接洽。

为增加销路，使报纸与最广大的读者见面，《新华日报》还在山西、广州、重庆、西安、成都、昆明等地设立分馆或分销处，在贵阳、长沙、宜昌、郑州等地设立代销站。

“《新华日报》是党的宣传者，将党的抗战主张、抗战实践在大后方甚至海外广为传播；也是党的组织者，让隐蔽在大后方的10万党员及时了解党的政策，建立与党的联系。做好《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意义重大。”蔡斐说，报社不仅自建发行队伍，还专门开展发行情况调查，记录发行区域、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发行方法、送报时间，以及读者的姓名、职业、住址、思想等情况，让发行乃至采编工作更有针对性。

秉持“编得好、印得清、出得早、销得多”的指导方针，《新华日报》通过价格优惠等方式，争取更多的读者。

1941年9月8日，报社刊登《本报成都营业分处启事》：本处于九月一日起，已将本市域内订户订阅之报专人递送，不由成都邮局转寄，以免迟延，尚希蓉市读者注意为荷！

1942年2月1日，报社借恢复大张的机会，发展订报读者。《本报恢复大张征求基本定户启事》写道：本报自二月一日起恢复大张，征求基本定户，凡自二月一日起至三月底止向重庆总馆或成都桂林分馆直接定阅本报者报费概照定价给以八折优待，敬希各界注意。

蔡斐研究发现，在重庆出版的8年多，《新华日报》的发行对象主要是工人。兵工署制造司了解到各兵工厂员工因为订阅《扫荡报》的津贴停止，不少人改订《新华日报》，而《新华日报》“又不惜廉价倾销，设法兜售，影响员工思想非浅”。为此，兵工署制造司于1944年5月2日发通知，调查各兵工厂员工有无订阅《新华日报》、订阅《扫荡报》的人比有津贴时减少多少、恢复津贴是否可禁绝《新华日报》等情况。“《扫荡报》是军方的报纸，兵工厂工人改订《新华日报》，其实也表明他们在政治上的转向。”蔡斐说。

对于《新华日报》的发行情况，国民党档案有如下记录：“该报出版较早，销路亦广，当地一部分人民对该报已逐渐表示同情。”“时间早、定价廉，及印刷方面较好。”“发价低廉，派报处乐于代销，尤其对工友、学生，定价尤廉。”

根据历史档案及《新华日报》老报人回忆，《新华日报》的发行量在1941年达到1.5万份，与《大公报》同期发行量相当，在1944年发行量增加到近5万份，不仅在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传播，还发行到香港、澳门地区，苏联、法国等国家。

一张张历经艰难险阻送达读者手中的报纸，如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照亮了国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奋勇前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