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冠英 白雪

4月5日，位于重庆的抗建堂落成80周年之日，重庆市话剧院复排的话剧《雾重庆》首演。《雾重庆》是上世纪40年代“雾季公演”中的经典剧目，曾经火爆山城，如今再获如潮好评。

8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引导、推动下，抗战文化运动的辉煌篇章“雾季公演”在重庆开篇。接连4个雾季，《新华日报》刊发大量关于戏剧演出的社论、新闻、剧评、广告，引导、报道“舞台上的抗战”,旗帜鲜明支持进步的、革命的戏剧家，坚定了抗战时期文艺方向，催生了一大批优秀话剧剧目。

“中国现代戏剧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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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启事》，1941年10月10日

这一期《新华日报》的《戏剧节专刊》，既有《建立现实主义的演出体系》《后方的戏剧运动者要怎样跟功利的，买卖的倾向斗争？》《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来写剧评》《论今日大后方的演员生活》《戏剧运动在晋察冀边区》等大块头文章，也有集纳桂林、上海、香港戏剧演出信息的《各地剧讯》。

导演、演员、文艺理论家郑君里以“钱烈”之名，发表《建立现实主义的演出体系》。他分析当时戏剧的发展状况，认为“到现在为止，演剧运动与现实主义之联系仍旧是很松弛”“演剧工作者还没有牢固地、熟练地把握着这发掘现实底宝藏之最锋利的武器”，并提出建立现实主义演出体系的建议。从文中“抗战本身就给艺术活动打开了现实的门，把戏剧工作者组织到现实的争斗里”等表述，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分明感到，当时的文艺理论家高度重视以戏剧反映抗战、推动抗战。

就在这期《戏剧节专刊》与读者见面的次日，中华剧艺社公演陈白尘编写的话剧《大地回春》，标志着第一个“雾季公演”开始。

为什么会出现“雾季公演”？省艺术评论学会戏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毛贵民介绍，日寇狂轰滥炸不断，加之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陪都”重庆像一座“死城”。当年夏秋之间，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重庆的“重雾”压得人透不过气，必须想个办法冲破。

战火蔓延，大批剧作家、导演、演员撤退到大后方重庆。1938年10月10日，在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领导下，第一届戏剧节在重庆开幕。戏剧节持续23天，在重庆的各大演出队和话剧团纷纷走上街头，表演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的剧目。1941年，国民党对抗战文艺活动进行压迫和限制，但还未完全控制戏剧演出。因此，易与现实结合、可直接与观众交流的戏剧，成为冲破国民党政治高压的口子。

此外，重庆周围山势险峻，每年10月到次年5月大雾笼罩，敌机不敢飞临。于是，1941年10月起，重庆文艺界便在雾季进行戏剧公演，史称“雾季公演”。

1942年4月，五幕历史剧《屈原》将第一个“雾季公演”推上高潮。4月2日，《新华日报》头版刊出“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的广告，连用5个“空前”——“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

4月3日，《新华日报》刊登广告清晰地揭示《屈原》的寓意：“这虽然是一幕历史的悲剧，但是在这里面有现实的人底声音，有崇高的人格，正义凛然的气节。使你爱憎是非之感格外分明。”

当日，《新华日报》还推出《屈原公演特刊》，发表郭沫若所作《屈原与厘雅王》。这是郭沫若回答作家徐迟的一封信。文后所附徐迟信件中，这样写道：“拜读《屈原》，激动万分，遂至失眠。”徐迟说，“请你原谅我这样激动”，而郭沫若回道，“你那信不仅是一篇很好的批评，而且是一首很好的诗”。两封信件，激情澎湃、充满诗意，将人们对《屈原》的期待之情推至顶点。

4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屈原》上演的新闻报道。这则消息将《屈原》称作“望眼欲穿之名剧”，告知读者该剧“上座之佳，空前未有”。

岁月更迭，1944年10月23日，《新华日报》刊发《泛论当前剧运》，称“一九四四年雾季，正揭幕在这巨大而壮阔的时代中间”。从当日发表的《一九四四年度雾季各剧团节目》，读者可知，新一个雾季，中国胜利剧社、中电剧团、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国业余剧社将上演15部戏剧。

这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年度的“雾季公演”。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戏剧工作者离开重庆，“雾季公演”随之落幕。“雾季公演”的剧目以话剧为主，造就了“中国现代戏剧黄金时代”，一大批优秀话剧作品至今仍为人们传颂。

为全民族抗战献上“精神子弹”

艰巨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坚强的行进，伟大的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阵线正在向人类的暴徒作生死的决斗，我们，戏剧艺术勤恳的工作者，反法西斯文化斗争的生力军，应该紧握住我们亲密的武器，向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突击，挺进！

——《现阶段文化斗争中的戏剧艺术》，1941年11月23日

硝烟之中、铁蹄之下，戏剧工作者以戏剧为武器开展反法西斯文化斗争。烽烟为幕、大地作席，中国戏剧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与号召力。一年一度的“雾季公演”，始于怒吼，凝聚民心，提升斗志，为全民族抗战献上一颗颗精神子弹。

重庆市话剧院院长张剑介绍，为解决剧场奇缺的问题，由郭沫若、阳翰笙提议，周恩来同意，1940年开始修建抗建堂，其名称取自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抗战必胜，建国必成”。1941年4月抗建堂启用后，成为抗战时期重庆主要的话剧演出场馆。在抗建堂，众多戏剧名家演出《天国春秋》《北京人》《雷雨》《虎符》《蜕变》《日出》《风雪夜归人》等优秀剧目，盛况空前。“抗建堂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活动，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挺起了民族的脊梁。”张剑说。

四川省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廖全京介绍，抗战期间国民党对话剧实行剧本、演出双重审查。话剧《屈原》借古讽今，矛头直指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郭沫若与周恩来商量，很有策略地将剧本交给国民党《中央日报》连载。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发现，国民党的报纸竟然登起骂国民党的剧本，将副刊编辑孙伏园撤职。此后，国民党控制的报刊，陆续发表批评《屈原》的文章。与此同时，《新华日报》也做足宣传文章。在1942年4月13日刊登《屈原唱和》，发表郭沫若、黄炎培、董必武的唱和诗作。“一例伤心千古事”“今人面目古人心”等诗句，让人颇能领会其中深意。一时间，沈钧儒、张西曼、陈禅心等爱国民主人士、知名文人纷纷投诗唱和，赞扬爱国主义，嘲讽卖国投降，形成轰动大后方的“大联唱”。

1941年到1942年的雾季，曹禺新作《北京人》在重庆公演，受到观众热捧，但也传出批评的声音。国民党文化官僚张道藩，抓住《北京人》中出现北京猿人的身影做文章，批评剧本脱离抗战现实。1942年2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关于〈北京人〉》，开篇提出设问：“抗战为着甚么?为着打走敌人，为着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社会。但是为着建立新的社会，就不能不对于旧的黑暗的社会作深切的研究，明显的认识，尖锐的暴露，坚决的攻击，这才能说到正确的切实的改造。”文章肯定“曹禺先生是旧社会底反抗者和暴露者”，认为“曹禺先生底新作《北京人》有价值，其主因就在这里”。这篇文章，在充分支持剧作家的同时，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把握“热点”展开政治思想宣传的生动案例。

1944年2月15日，戏剧节。《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抗战戏剧到人民中去！》，认为30年来中国戏剧运动“没有一天不是走着艰险的道路”，中国戏剧工作者“一直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线”“眼前的事实也已经可以使他们安慰与自傲，‘一种眼看不见的力量’已经逐渐的扩张，经过他们的艺术而播种在人民心中的自由民主的精神也已经渐次的在发苗滋长”。社论同时指出“在前方，戏剧运动渐次的消沉，工作团队日见减少，在后方，由于物质条件的困难，由于检查标准的苛杂，由于物价波动而造成的生活艰难，由于票价提高而观众逐渐限制于有钱有闲者的事实，后方剧运有脱离广大人民，游离抗战现实，而渐次趋向于卑俗娱乐和高蹈自喜的倾向”。因而，社论号召中国戏剧工作者“携起手来更勇敢地前进”。

到人民中去！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推动下，“雾季公演”扎根人民，为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共产党推动戏剧开花结实

增强抗战意识，不能不着眼于增强民族意识，而增强民族意识的方法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增强全国人民对自己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正确认识。从这种正确认识去坚强自己的民族信心，去旺盛自己对民族的热爱。

——《论历史剧》，1941年12月7日

在“雾季公演”中，借古讽今的历史剧，绽放耀眼光芒。1941年12月7日，《新华日报》推出《棠棣之花》剧评专页，通过《论历史剧》《正义的赞诗，壮丽的画图！》等文章，对“历史剧”展开充分讨论。一个多月后，1942年1月13日《新华日报》刊登的广告写道，“本剧三度公演迄今已演二十场上座之盛打破任何演出之纪录”。这则广告“向连日向隅者道歉”，并且“敬告已看过三次者请勿再来是荷”。《棠棣之花》之盛况由此可见。

1942年2月9日，《新华日报》推出“戏剧研究”副刊，既配合现实斗争，总结剧运经验，又系统地介绍一些先进戏剧理论和表演艺术，以使广大戏剧工作者在政治思想上、艺术水平上有所提高。

此后3个雾季，《新华日报》依然聚焦戏剧运动，及时发声。1943年10月21日，新的一个雾季来临，《新华日报》发表章罂的《剧季的过去和现在》，提倡解决当前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保证话剧活动不被迫完全向后转或者是完全窒息。

阅读《新华日报》，人们可知进步戏剧受到国民党极大压制。1944年1月24日《新华日报》刊登的《取缔不准上演的剧本一百十六种》表明，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1942年4月到1943年8月，取缔116个剧本，另有7个剧本在修改后才得以上演。

毛贵民认为，“雾季公演”中，《新华日报》旗帜鲜明地支持进步的、革命的戏剧家，很好地发挥了同盟军作用。《新华日报》与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日报》，开展4次较大的文艺理论争论，坚定了抗战时期文艺方向，催生了一大批优秀话剧剧目。

“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戏剧活动的推动，是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之下的。‘雾季公演’中，最活跃的是以中华剧艺社为代表的一批民间剧团，而中华剧艺社就是由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阳翰笙提议，经周恩来同意，在1941年8月成立的。”廖全京告诉记者，“周恩来关心热爱话剧，经常同话剧名家以及青年见面聚会，讲解当前形势。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组的张颖、陈舜瑶等几位青年同志经常看戏剧、谈问题、写评论。张颖多次以‘章罂’为名，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她在报纸上的言论，常常带有周恩来的思想意图。”

廖全京说：“共产党敢于揭露黑暗，同情最底层的群众，而且主动走到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中间，与他们交朋友。因此，大多数职业话剧团体的领导权，表面上由国民党掌控，但戏剧工作者大多数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倾向共产党。通过‘雾季公演’，共产党的文艺思想、艺术主张深入人心，有力地宣传了抗日救亡。”

除了拿起文艺批评的武器，与国民党作斗争，《新华日报》还发表一系列文章，帮助文艺家。1942年12月5日的消息《影剧界昨举行谈话会 历述种种困难盼当局注意》，通过报道重庆电影戏剧界谈话会，历述影剧界遇到的种种困难，包括无剧场演剧，政府征收上演税、娱乐捐等，要求政府解决困难。

“戏剧，尤其话剧，应该是最民众的东西。它是为民众开花、为民众结实、始于民众、终于民众。”正如郭沫若1944年2月15日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戏剧与民众》所述，“雾季公演”克服环境之艰，在民众心中开花结实，将抗战必胜的信念广为传递。作为抗战文化的光辉篇章，“雾季公演”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