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新媒体技术和传播手段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的扩散机制逐渐从单一向立体和复杂化发展，不实、虚假信息泛滥，这种信息“疫情”很可能像新冠病毒一样潜伏在人们身边，若不及时“防治”将会造成不可预计的后果。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郭子辉、学生谢安琪在《传媒观察》2020年第8期发文，探讨信息“疫情”产生、扩散的机理，并提出建设性的网络治理策略。
警惕虚假信息成为另一个“疫情”
郭子辉 谢安琪
2020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在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召开的研究会上，提出了一个新名词——infodemic，直译过来为“信息疫情”，即information和epidemic。这个词的出现，无疑是对当下新冠疫情中出现的另一战场的预警。《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在2月12日刊文指出，新冠病毒引发了一场社交媒体“信息疫情”。这意味着，信息“战役”已经打响。
成因：话语权下移作用力分割
话语权重心下移，作用力被逐渐分割成块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会使全社会对信息获取的渴望变得尤为迫切。如何在富媒体化的信息激流中分辨真假，成了信息“疫情”里最大的考验。
2月28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在接受采访时，将关于新冠疫情的信息分成了三类：一类是已经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可靠性渠道证实了真实性和科学性的“白色信息”；一类是已被可靠渠道或科学证实是虚假或错误的“黑色信息”；还有一类，即暂没有得到科学性论证的模糊不清的“灰色信息”。
复杂性和特殊性并存的抗疫形势中，一方面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呈井喷式增长，一方面社会筛选信息的难度不断加大。“白色信息”的输出逐渐缓慢，而“灰色信息”的传播却大行其道，两相碰撞摩擦引起的火星，已在悄无声息间为信息“疫情”的暴发点燃了导火索。
特性：像新冠一样很有迷惑性
信息“疫情”最基本的特点即具有像新冠疫情一样的迷惑性，很多不实信息会被隐藏在“人畜无害”的外表下悄无声息地潜伏到人们身边，影响着大众对社会事件的判断和感知。公众在疫情氛围的刺激下草木皆兵，通常会因为失去自我判断力，而被这些消息牵着鼻子走。再加上网络传播这一剂催化作用，疫情相关信息层出不穷，谣言不胫而走，公众稍有不慎便会被误导。公众在不确定信息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情况下以谣传谣，导致灰色信息的多次传播。
煽动性强。当前的媒体环境促使更多人成为信息扩散的出口，互联网“去中心化”现象越发明显，为信息“疫情”推波助澜。
吸引眼球的标题，标新立异的内容，伴随而来的是高点击量和高讨论度，而这些恰恰是当今网络时代“流量变现”利益链上最重要的一环。“双黄连口服液”“饮用高度白酒”“香油滴鼻孔”等打着“预防、抵抗新冠病毒”等不实消息就这样“应声而出”。同时，此类消息的煽动性特点也诱发着原本“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而是纷纷成为信息网状传播结构上的一个发散环节，让更多黑色或灰色信息借助互联网这只无形的手流入江海，汇集成公民讨论度最高、社会反响最大的一类话题。
作用力大。无论是信息的直接传播还是经过把关后借助传播媒介传播，其最终传播效果都会反馈到事件本身，从而再次作用到信息传播上，相当于传受者双方形成一个闭环结构。这种闭环的好处是可以及时获得反馈然后进行调整应对，但就机制而言，如果信息传播制度不够健全完善，在遇到突发状况时，把关角色不能执行到位，反之产生的负作用力则会空前巨大，甚至让传受双方受到不可逆的伤害和影响。
影响面广。在当今的媒体环境下，一条信息的爆炸式传播效果已经不足为奇，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的核链式传播图，给我们揭示了当下信息的“病毒式传播”机理——在数字技术的刺激和融媒体传播的大趋势下，信息通过“传播源-激发层-裂变层”这一系列核链式反应，能够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巨大能量。
不同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突破了时空和技术的限制，改变了媒介传播手段，信息传受双方更加灵活，传播源呈多元化发展。同时，激发层和裂变层由于新媒体交互性这一特点，加快了信息扩散的深度与广度，社交媒体时代的核链式传播反应会更加迅速和剧烈。
治理：建立有效舆情监测体系
当前信息“疫情”防控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舆情监测体系，对海量的内容进行筛选、过滤和传达，最大程度地保障信息的科学可靠和公开透明。
把握“数据主权”。在信息科技发展的大趋势下，谁能拥有海量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权，谁就能把握住社会舆情监测的命脉，而“数据主权”的提出则意味着信息时代核心竞争力的到来。我们应意识到，完善预警机制只是防控信息“疫情”的前提，而掌握“数据主权”才是防控工作中的那把关键性钥匙。
制定发布门槛。必须强化网络监管和审查力度，制定一定标准的信息发布门槛，严格管控政府相关部门及有关平台组织的网络信息传播。特别是灵活性较大的自媒体平台，需明确相关法律文规，严令禁止为了拼流量、抢头条、吸人眼球所进行的捏造或歪曲事实、无端造谣、恶意扰乱视听等行为。
用好信息技术。随着信息技术的逐步成熟，打破传播壁垒，借助技术的推动力完成舆情监测已经成为可能。从本次疫情期间来看，在线教育呈爆发式增长，共青团中央微信平台制作了“谣言粉碎机”二维码，以及微博个人消息栏增设辟谣提醒等，这些举措都呈现出一种新媒体技术与传播媒介融合共进的发展态势。
提升媒介素养。疫情期间，信息超载，面对纷飞的谣言和小道消息，个人媒介素养的提升是迫切且紧要的。提升公民的媒介素养不仅意味着恪守“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的原则，还应自觉培养公民判断是非，正确引导他人的责任意识。政府部门、媒体以及专业机构都应共同护航大众媒介素养教育的前行。
加强权威引导。作为新媒体特征之一的互动性实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避免信息“疫情”继续扩散和发酵，用得不好则会促使更多有害信息滋生，造成不可预计的损失。及时反馈突发事件给公众带来的轰动、误解和恐慌等情绪变化，不仅能权衡事态发展的轻重缓急，还可以有效整合媒介资源对症下药，形成媒体和公众间的良性互动。
净化网络环境。这场信息“战役”中的舆情监测和网络治理，远远不止体现在媒体引导和公众自觉问题上，推动整个社会的稳步发展，促进健康信息的有效传播，还需建立在一个健康的网络大环境之上。互联网技术人员应利用技术手段定期净化网络环境，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条例，坚决抵制不法信息的输入，为公众构筑起一道信息通行的绿色“长城”。
（载《传媒观察》2020年08月号，原论文约7000字，标题为：信息“疫情”的扩散特点与网络治理研究。此为节选，图表、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照原文。）
【作者简介】
郭子辉，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
谢安琪，南京传媒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