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徐州市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马代夫，40年来把双脚扎入泥土、把眼光投向世界，引领我国甘薯科研。马代夫说：“一生专注于此，就是要让种植者致富、加工者发财、食用者长寿，让中国甘薯产业继续走在世界前列。”

　　倡导生物技术，为“救命薯”脱毒

　　直至改革开放前，甘薯一直是我国数亿百姓的基本口粮，种植面积一度达1.5亿亩。“可中国甘薯生产当家品种，一直是日本的冲绳百号。它不抗病、产量也比较低。上世纪70年代，我国甚至出现了甘薯烂根病，产量降低甚至绝收。”当时刚入门农业科技领域的马代夫下定决心：“要为中国提供原创的甘薯新品种。”

　　“1978年，原徐州农科所老一辈农业科学家培育成功了抗病新品种‘徐薯18’。”马代夫介绍，它能增产近40%，并解决了在病区种植的问题，让我国甘薯生产重获生机，被百姓称为“救命薯”。

　　病毒威胁着甘薯产量与品质的提高。“经观察，几年后新品种产量出现了明显下降。研究发现，这并非退化变异，而是病毒长期积累造成。”马代夫随即积极倡导研发甘薯脱毒技术。1996年，他成功研制出甘薯病毒检测和脱毒薯培育利用新技术，随即在我国大面积应用，累计推广面积达3400多万亩，增加社会经济效益52亿元。

　　近年来，甘薯SPVD复合病毒严重威胁甘薯产业的发展，马代夫又组织全国同行攻坚，成功研发出甘薯复合病毒综合防控技术，并亲自前往各地指导应用，保障了甘薯产业的安全、健康发展。

　　投身国家需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近年来，甘薯已经从主粮转化为健康食品。种植面积由1.5亿亩，下降到6000万亩，产值却大幅度增加。”马代夫表示，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甘薯种植向专业化、精细化、高效化转变，产业链向二、三产业延伸。

　　甘薯在北方不开花，需嫁接和短日照诱导开花，进而杂交、培育实生苗、移栽，随后进行管、收、选、贮等环节。每年，马代夫带领课题组要嫁接培育200多株亲本，配置100多个组合，播下3万余粒实生种，来往奔波于全国10多个实验基点。他挽起裤腿，和员工一道下田劳动，甚至还成了熟练的拖拉机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不断引领着创新步伐。”近年来，他们用精准鉴定筛选出的骨干亲本育成33个新品种。特别是徐紫薯系列1到8号，花青素含量高，可提高人体免疫力；新选育的“徐薯22”，发酵效率高，不到3吨薯干就能出1吨酒精，而普通薯干需3.5吨。

　　“如今，从田头到家庭、从研发到市场、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我国甘薯科研关注点都进行转变。”伏季菜缺，困扰着消费市场。在马代夫指导下，徐州农科院联合浙江省农科院选育出的茎尖菜用甘薯——“薯绿1号”。它易栽培且生产周期长，纤维素、碳水化合物、钙、铁、磷等13项营养成分居各类蔬菜之首。因契合夏季消费，新品种还受到日韩等国消费者的追捧。

　　架构产业体系，发展现代农业

　　2008年，受当时的农业部委托，徐州市农科院开始组建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众望所归，马代夫担任该体系首席科学家。后来，他还曾担任中日韩三国甘薯研究会首任主席，同时被聘为韩国生命科学工学院特邀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马代夫向记者展示了一份由他主导制定的《甘薯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方案把我国甘薯产业技术水平明确为“保持世界先进”，并提出专用型新品种选育，重视农机农艺相结合的标准化栽培农机和技术的研发，加强病虫害防控和产后加工技术的研发，规范甘薯脱毒技术等一系列解决方案。

　　“建设甘薯现代产业技术体系，要全国一盘棋，加强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在他的谋划下，体系内设置了23名岗位科学家，从中国农业大学、山东省农科院、河南省农科院、中国科学院、农业农村部南京农机所和江苏省农科院遴选出6位科学家加盟，分别把控遗传改良、耕作栽培、病虫害防控、产后加工、农业机械和产业经济等各环节。

　　“从扩面增量变为提质增效，体系中相应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马代夫以鲜食甘薯举例，新品种测评办法一改以产量为单一指标，变为产量占比30%，薯形（外观）占比30%，食味占比30%，其他性状占比10%；徐州农科院还首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进行国家甘薯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10年来，马代夫带领中国甘薯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世界水准的成绩：建立多套轻简化栽培技术和绿色防控技术；开发节水减排的甘薯淀粉加工新工艺和废水处理新设备，突破了鲜甘薯燃料乙醇高效转化关键技术；开发出一批与抗逆、抗病、高产、高淀粉含量等重要性状相关的实用分子标记，构建了世界上密度最高的分子标记连锁图谱；克隆一批甘薯优异性状基因、部分基因功能得到了验证，建立分子信息数据库。 记者 李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