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江苏一位著名长江学者在接受新华日报“思想周刊”采访时说：“每个假期，都是我进行学术创作的黄金时间。从早上进去到晚上回家，一整天待在书斋里，静心无扰，能够全身心把精力释放到学术创作中去，我就觉得这才是神仙般的好日子。”

　　听了这位长江学者的一席话，不禁让人想起在不到两个足球场大、缺水缺电又缺物资的小岛上一干就是三十多年，把孤寂、艰苦的苦日子过成好日子的开山岛守岛英雄王继才；想起甘坐“冷板凳”、肯下“笨功夫”，一辈子只做研究火炸药一件事的八旬院士王泽山；想起把科研视为生活的全部、弥留之际仍不忘叮嘱“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的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细加琢磨不难发现，在他们身上都有着一种共同的“日子观”。

　　在这位长江学者看来，真正的好日子不是那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闲日子”，也不是那种觥筹交错好吃好喝的“香日子”，而是能够静下心来，坐在书斋中读书做学问、潜心研究一些国家和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素日子”。同样，在王继才、王泽山、黄大年看来，能够在开山岛静静地守岛，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简简单单、实实在在地做一些有意义的研究的“小日子”，就是好日子。

　　这种“日子观”值得人们学习和品味。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理想的生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不改其乐”，吴仁宝常说“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房子豪华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生活简简单单，创业却风风火火，老一辈革命家“不讲究吃喝穿戴，只讲究为民服务”，这是一种“日子观”。工作上的事可以将就，日子要过得讲究，吃穿住用行都要上档次、讲排场、论格调，把感官满足、物质享受排在第一位，这也是一种“日子观”。“日子观”不一样，做人做事的状态就不一样，人生的境界就不一样。

　　实际上，“日子观”本质上就是人生观、价值观，是一个如何看待生活、如何对待人生的根本问题。有什么样的“日子观”，就会有什么样的金钱观和利益观，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有了“把整天待在书房读书创作视为‘神仙般日子’”的“日子观”，做起学问来就不会觉得枯燥乏味，就不会身在书斋而心在别处，眼红那种灯红酒绿的日子；有了吴仁宝、王继才、王泽山、黄大年那样的“日子观”，就能够正确地对待工作与生活、功名和利禄、事业及前途。反之，如果在“日子观”上出了偏差，则难免会出问题。从现实看，有的专家心浮气躁，静不下心来安心做学问，热衷于“凑热闹”“赶场子”“泡会议”，结果沦为“利益的俘虏”“平庸的砖家”；有的干部守不住“亲清”底线，看到经常和自己来往的老板过着“一掷千金”的日子后“心痒痒”，开始打不该打的“算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子观”出了偏差。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追求美好生活、让生活过得好一点、把日子过得精彩些，这是百姓的梦想。我们说不妨学学长江学者们的“日子观”，不是说过日子不可以讲物质享受，而是说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应该有更高的品味、更高的追求、更高的境界，把日子过得脱俗一些、有意义一些。

　　记者 刘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