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古镇有一家“与改革开放同龄”的照相馆，老板王金中曾是吴江第一位“下海”做个体户的知青。40年间，他拍下一张张珍贵照片，定格乡民们的幸福面孔；他自己家庭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更是40年改革开放投射在无数普通中国家庭身上的幸福剪影。

　　一个简陋的招牌，上面写着“金中摄影服务部”7个大字，照片中的王金中尚未褪去青涩之气，弟弟年纪很轻，父亲则清瘦儒雅，父子三人站在店门前合影。这是王金中给记者展示的第一张照片。王金中告诉记者，他们全家是上海人，父母常年在香港工作，中学毕业后他到新疆支边，1975年随妻子来到吴江震泽落户，这张照片是1981年家人从香港来探望他时拍下的。追忆起刚到震泽的时光，王金中感慨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中国最好的地方就是这里了，可到了之后才发现，当时的吴江农村贫困落后，只有刚分粮食时才能吃上几顿饱饭。”

　　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金中照相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中国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初“戴帽子”的人平反了，人民公社也取消了，可上海的知青怎么解决工作？吴江政府犯了难。领导找到王金中，说要不然你搞个体？给你店面，3年免税。王金中说，那时候干个体的都是社会闲散人员，连老婆都讨不到，但考虑到政府解决知青就业压力也很大，自己又有摄影基础，养家糊口没问题，他答应了。

　　“金中照相馆拍出的照片好看，这是镇上人们的共识。”王金中自豪地说。当时他有一台价值500元的海鸥牌大闪光灯，把闪光灯安在照相机上，拍照时“咔嚓”一声，气派得不得了。除了拍摄大方照、中方照、长条照等基本规格的照片，他还花心思研究照片曝光技术。曝光两次，照片上就有两个相同人像，还可让自己和自己举杯对饮。这一“绝技”让他的照相馆一时顾客盈门，尤其受年轻姑娘们欢迎。“来的人多哟，经常下了班成群结队来照相。”他回忆说，从震泽走出的一位作家曾写过一篇散文《旧照片》，提到镇上有个上海知青开了家照相馆，说的就是他。

　　金中照相馆开了不到一年，王金中就成了镇上第一个“万元户”。当时有家企业想参加广交会，需要喷绘制作产品照片。送五六件产品参会，每件产品需要200张喷绘照片，一张照片一块钱，光这一笔生意就让王金中赚了不少。除了给企业服务，他还接过为震泽中学制作书签的订单，一套书签两毛钱，一印就是几千套。《小花》《冰山上的来客》《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电影或歌曲一出来，他就把演员、歌星的照片配上歌曲的曲谱歌词做成海报，一张卖一毛钱。凭着脑子活络，肯花心思，金中摄影服务部开起来没多久，镇上的国营照相馆就兼职卖起皮鞋。“我是跟着时代的潮流走，他们则是被潮流赶着走。”王金中说。

　　今年，金中照相馆迎来40岁生日。前几天，王金中请人为自己一家三口拍了张合影。照片中的王金中爽朗矍铄，妻子温婉端庄，儿子则已长大成人。挂在他们脸上共同的表情，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幸福和满足。

　　怎能不感到幸福？“上世纪70年代人们住的还是草棚，一家人穿得破破烂烂，天不亮就到地里干活，做一年下来还是吃不饱。现在，家家户户都有钱，坐高档汽车，看液晶彩电，别墅盖得到处是。”老百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通过照片反映出来，从当年清一色大辫子、中山装，面对镜头羞涩的表情，到今天越来越时尚和个性，这让王金中既感慨，又欣慰。

　　他回忆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到香港探亲，看到香港处处高楼大厦，街道整洁美丽，现代化程度把上海远远甩在后头；90年代再去香港，香港变化不大，可上海和吴江的变化大了。以前去香港，父母、弟弟总是接济他，自己心里也难为情；现在，他的收入已超过在香港的弟弟，弟弟来内地也不抢着埋单了。“改革开放40年就有这样的变化，如果再搞个40年，不知会变成啥样？”

　　如今，70岁的王金中过上幸福的退休生活。有儿子接手照相馆的活，他平时就到中学教学生打打桥牌，或研究期货投资，没事再给顾客修修照片。 本报记者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