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农民可以进城买东西,但卖东西绝不被允许,那被称为“投机倒把”。1982年的一天早上,摄影家晓庄在镇江街头拍下一对农民夫妇走街串巷挑担进城卖鹅的镜头。时至今日,照片中的主人公找不到了,但这张偶然拍下的照片,却记录下改革开放伊始商品经济在江苏“萌芽”的瞬间。

　　黑白老照片中的“萌芽”

　　这张被晓庄题为“专业户进城”的黑白老照片,拍摄于1982年的镇江公园附近,在1983年全国妇女摄影展览中获银牌奖。

　　“那时候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担任摄影组组长,主要任务就是给年画市场提供挂历、年历摄影作品。1982年夏,江苏人民出版社在镇江召开年画作者座谈会。会前,我拿着相机在街上溜达,无意中拍下这张照片。”回忆起36年前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今年86岁的晓庄记忆犹新,“一对看上去二三十岁的农民夫妇,每人挑着两筐鹅,扁担都压弯了!男人走在前头,四处张望,眼神中流露出对城市的陌生感和新鲜感。筐里的鹅又白又胖,扑腾着翅膀,济济一‘担’,发出‘嘎嘎’的叫声,很有画面感。”

　　曾在新华日报担任18年摄影记者的晓庄,比一般的摄影人更有新闻敏感,也有抓拍功底,面对迎面而来的养鹅专业户,她想:“这不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专业户进城的新鲜事吗?”她赶紧调好光圈,目测好距离,为了不让对方发现,还把相机藏在身后,等夫妻俩走到她所要求的位置、露出最佳神情时,她举起相机,拍下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至今让她感到遗憾的是,“当初沒有问下姓名,不然可以跟踪采访他们的近况”。

　　从事摄影工作几十年,晓庄对农民生活特别感兴趣,被同行戏称为“鸡鸭鹅专业户”。正是关注农村这一视角,让她捕捉和记录下改革开放初期商品经济在江苏萌芽的一个个真实场景。

　　1982年春,晓庄还拍摄了兴化水乡的鸭群图,“过去鸭子由大队饲养员统一饲养,像这样个人承包水塘,把鸭群一个圈一个圈分开养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养鸭养鹅,可以卖到城里去赚钱,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同时家里的人手也紧缺起来。1982年,晓庄在无锡阳山桃园抓拍了一张幼童放羊的照片,照片中,一个约摸五六岁的小姑娘,正牵着绳子放羊。1984年,她镜头里的常熟碧溪镇的一户人家有了更大变化,照片里两个姑娘在院里忙着绣花边,“干副业,这在过去都是不允许的”。

　　重要历史转折期的“交汇点”

　　“这张《专业户进城》的照片反映出来的信息和面貌很有价值,小照片记录了大历史。1982年正是中国农村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年份。”省委研究室原主任黄健退休后,回到张家港他曾生活了20年的生产队,花3年时间走访每家每户,实录村民口述,并出版《界岸人家: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一书。照片中所呈现的,正是黄健最熟悉不过的记忆。

　　“人民公社时期,一户养不起七八只鹅,因为粮食都是按人头配给的,人都吃不饱,就更不可能喂养给家禽牲畜了。所以,从照片上鹅的数量上就可断定,这是为了交易而专门养殖的。”黄健说,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江苏全面推开,农村改革迈出新步伐,这张照片反映的正是江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处于交汇期的景象。此前,大包干在各地半遮半掩进行,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肯定其合法性,中国农村改革取得重大突破,迈出决定性步伐。与此同时,农民进城,也打开计划经济的缺口,是商品经济的萌芽。

　　黄健回忆,过去农民只能在生产队种田,农副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农民私自进城贩卖是明令禁止的。吃不饱饭的手工业者出门打工要开三级证明,被允许出去后,不仅八成工钱要交给生产队,还要面对没有粮票没法吃饭的问题,所以基本走不出去。而城乡的不流通,也造成城里样样物资紧缺,吃饭、理发,包括买东西都成问题。

　　1982年分田到户后,延续20多年的集体经济生产队解体,农民获得处置自己劳动的自主权。“交完粮食后,多下来的就是自家的,农民可以出去做工,可以搞家庭副业,可以把家禽运到城里卖……”在黄健看来,中国农村改革以家庭承包制为缺口,逐步解决粮食问题,农民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当时把南通的鸡贩到上海去卖,一辆车两个筐,两三天一个来回就能赚不少钱。蓬蓬勃勃的改革从这里开始,1980年全国出现第一个个体工商户,到1982年,黄健所在的乡个体商业户已有48家。

　　菜农成万元户的“传奇”

　　在无锡市东北塘中学高级教师周霞眼里,《专业户进城》这张照片,代表的则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她的父母和照片中的养鹅专业户一样,当年凭着勤劳致富,由普通的菜农成为人人羡慕的“万元户”,她的家庭就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受益者。

　　周霞回忆说,她的原生家庭生活在江阴祝塘镇五福村周家村,“1978年之前,农民的自留地是自己种一点吃一点,菜是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卖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父亲种了一大片青菜、大蒜、生姜,他头脑比较灵活,偷偷挑出去卖了几次,就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了。后来吃不完的菜只能在田里烂掉。”

　　那个年代,农民生活拮据,手头基本没什么活钱,周霞家住的是两间破旧小平房。“改革开放春风吹来以后,父母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出去卖菜。从我们村挑一担菜到街上要好几个小时,我妈总是傍晚把菜从田里摘回来,洗干净捆起来放在水里,不管多冷的天,都是凌晨两三点就起床,把菜从水里捞出来,送到城里去卖。”周霞说,靠着这种小农经济,1982年周霞上高中时,家里就盖起楼房,是村里第二家盖楼的。靠着父母的勤俭,周霞家很快成为“万元户”。

　　周霞的父母都生于1941年,从37岁开始进城卖菜,一直到年纪大了做不动才停下来。虽然挣钱辛苦,但在周霞看来,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打破平均主义,才让多劳多得、勤劳致富成为可能。而这张照片,正是她父母那一代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开放搞活的缩影。 记者 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