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乡镇企业的兴衰历史,一个名词不容回避——“苏南模式”。

　　邹国忠曾在乡镇企业发祥地之一的原无锡县工作,后到江苏省委机关任职,还担任过7年多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参与见证了江苏乡镇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实践。已是满头华发的邹国忠,笑着对记者谈起曾经喧嚣一时的“模式之争”。

　　自费孝通先生等人于1983年起先后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概念后,伴随改革发生的两个模式之争长达十多年。开始是“苏南模式”独领风骚,后来则是“温州模式”势头渐旺。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乡镇企业的改革进程。

　　如何客观地看待这两种模式的形成和这场争论?早在2003年,邹国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就指出:“苏南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温州模式”以非公经济为主,都是乡镇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产物。对这两种模式不能孤立地、静止地抓住某一时期进行横向比较,而应该放到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去审视。

　　邹国忠打了一个比喻:“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基本上一直在“地上”,一个曾经处于“地下”。必须看到在冲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改革道路上,两者实际上是一场改革的接力赛,苏南打破坚冰率先突破,走了前一段,冲击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段;而温州走了后一段,触及产权主体和所有制结构的一段。

　　“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实行产权改革的实质,就是要给群众一些财产、一些资源、一些手段,使他们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产权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邹国忠说,“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主要差别,就是这些财产、资源和手段,苏南在当年的体制条件下,主要放在基层政府和社队集体手里,而温州从“地下”转到“地上”,都是放在老百姓手里。因此,随着产权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逐步到位,两种模式也必然殊途同归。

　　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不会忘记当年的“模式之争”。周海江还记得,1992年浙江进行改革时,既有“温州模式”,也有“苏南模式”,但到1996年后,包括苏南在内都开始学“温州模式”。不过,在他看来,“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最终都会走向一种模式,就是跟国际接轨的股份制形式,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

　　“两种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省社科院原院长宋林飞表示,从集体办厂到民营经济、从乡镇企业到中外合资、从粗放加工到发展高新产业、从付出生态环境代价到重视绿色GDP,两个模式都在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不断地超越自我。

　　进入新时代,两种模式存在的“时”与“势”都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在宋林飞看来,无论如何,“苏南模式”的历史贡献不可抹煞:首先,它是我国第一波市场取向改革的先导力量,率先冲击并部分挣脱了旧经济体制的束缚,成为“在旧经济体制夹缝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同时,它还打破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大大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早改制少流失,晚改制多流失,不改制要消失。”回望历史,邹国忠总会想起当年的这句话。通过这一场伟大的改革,城乡经济日益融合,市场主体日渐成熟,加之相当规模的外资介入,各类企业的传统身份界限基本消失,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乡镇企业这个称谓,也与发轫之初的社队企业一样,连同它所创下的辉煌业绩一起,进入了那座中国特有的乡镇企业博物馆。

　　沉舟侧畔千帆过。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完善、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实施、产业层次的不断提升,一大批脱胎于乡镇企业的现代企业,正昂首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