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一位地方主官：“属地”有多少议事协调机构？他在其中兼了多少职务？他多半答不出。搜索省内多地政府网站，议事协调机构普遍过百，领导兼职过半百的不在少数。议事协调机构过多过滥，已成为“文山会海”源头之一，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工作作风。

　　早在2014年2月，我省就下发《关于撤销部分议事协调机构的通知》，一次撤销56个省级议事协调机构，为基层放出了样子。可近4年来，各地议事协调机构明显反弹，特别是应撤未撤的阶段型、临时型机构日益增多。以某设区市为例，议事协调机构是政府职能部门的2.7倍，市政府领导平均兼职21个，其中临时型机构占到六成以上。有的领导坦承：“每天从这个会议室转到那个会议室，连上厕所都带小跑，有时一天下来都记不得开了多少会。”

　　纵观各地议事协调机构，少部分是上下对口套设，大多数则是“自选动作”，延续应急式、“运动式”传统抓工作套路，暴露政府治理手段落后、理念陈旧。一事当前，首先想到的是拉机构、搭班子、找“靠山”、要开办费、发文开会，攀比常设机构，摆出为民办事的庞大阵势，助推临时工作常态化，往往有彰显“政绩”之效，而无立做立行之实。

　　领导牵头的议事协调机构，大多被赋予一定行政权力，容易形成高压态势，基层单位一般比较“买账”。议事有“权”、协调有“威”，难免让议事协调机构陡增“存在感”，谋求临时机构常设化。尽管上级三令五申清理已“完成使命”的议事协调机构，但当地顾及牵头领导“面子”，往往手下留情、应撤不撤。这样，旧机构去不了、新机构不断来，新旧议事协调机构叠床架屋、野蛮生长，以致普遍出现“越清越多”的反常现象。追根溯源，还是政府机构管理松懈，随意性大，“领导挂帅”的机构往往成为监管盲区。

　　遏制议事协调机构膨胀，科学设计评价考核体系大有可为。如某设区市119个长期存在的议事协调机构中，常设型机构只占19%，而阶段型、临时型机构占比竟高达81%，其中，交通系统功能相近的机构有15个、城建系统的有10个，很多机构是“同类项”，但谁都不愿意精简合并，为何？这又涉及工作考核导向和政绩观。通常，成立“领导小组”“联席会议”是“重视程度”表现和加分项目，别人不撤我先撤，等于主动失分、自甘落后，谁愿意做这等傻事、谁又愿意承担排名靠后风险？另外，有的一线部门也希望有议事协调机构长期“罩着”，矛盾可上交、风险可分摊、不当“出头鸟”，等于为自己挂起“免责牌”，何乐而不为？应该说，这些人为强化议事协调机构“作为”的背后，无不隐藏着不作为、不担当的个人和小团体利益。

　　要将失控的议事协调机构装进制度和法治“笼子”，防止其成为“打不死的小强”。坦率讲，议事协调机构有点像“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真要精简，有关部门和领导还真有点“恋恋不舍”。早在2013年7月，某设区市就出台全省首个《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办法》，明确了管理主体、审核程序和监管办法。但由于没走法治化程序，最终这个管理办法还是形同虚设，清理后的机构还出现“报复性反弹”。这个案例给人的启示是，要通过法律制度保护创新实践、消除“领导打招呼”等弹性空间。可从人大立法角度，对各类机构设置、编制、职权、责任等进行正本清源，明确其工作任务、职责、撤销条件及期限等，依法长效监管，打造法治诚信政府。当务之急是加强议事协调机构制度建设，杜绝临时机构随意化和合法化。

　　议事协调机构泛滥，混淆政府部门职能、扰乱原有工作程序，加剧部门之间职责不明、分工不清、人浮于事、好大喜功，与十九大提出的“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目标背道而驰。江苏作为“放管服”改革先进省份，要以源头整治议事协调机构为突破口，创新长效管理机制，加快大部制改革，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率先走出议事协调机构“膨胀—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记者 林 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