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哪里算得上什么专家，我做的工作只是试图还原周总理的真实过往，让民众更好地了解、瞻仰周总理。”对于“周恩来研究专家”这个称号，秦九凤在接受淮报融媒体记者采访时连连摆手道。

　　秦九凤，1941年出生于原淮安县席桥乡三里村。“儿时，父亲出于让我认识些字，不被别人欺负的朴实想法，省吃俭用将我送进私塾。当时，一个学年男孩学费是一石粮食，女孩是五斗，学费昂贵到大部分人家根本负担不起，这还仅仅是个普通的小私塾。”秦九凤感慨地说，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他只上了3个月的私塾。

　　幸运的是，“两淮”很快解放，“新中国很重视教育，解放不久就办了各级学校。”秦九凤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为发展教育，当时的淮安县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师范班，对以前的私塾老师进行培训，考试合格后发给教师资格证书，然后派往各级学校，老师的素质相比解放前得到很大提高。

　　1952年，小学第一次办到了三里村，秦九凤和同村的孩子们背上书包上学了。“老师水平提高了，学费更是降了很多。”秦九凤告诉记者，那时候的学费，无论男女一学年一律是1块钱，“按价格换算，一石粮食得要18块呢。”

　　家里的压力一下子就减轻了许多，秦九凤在村里上完初小（即现在的小学1至4年级）后，又到乡里、县里继续学业，1961年考上当时的淮安农业大学。

　　●务农不忘自学，从农民成为国家干部

　　刚上农大没多久，为响应国家号召，秦九凤放下书本，和许多同学一起投入到农村建设大潮中，加入了当时淮安县席桥公社三里大队，成为一名回乡知青。在农村这一呆就是26年。

　　虽然学业中断了，所幸离校前老师送了他20多本书籍，这让求知若渴的秦九凤得以继续自学。书籍被一遍遍翻看，很快就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这时秦九凤又“盯上”了大队的《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大队里才有报纸，我一有空闲就跑到队里借阅报纸看。”就这样，他继续着“自己的学业”。

　　除了日常的劳作与学习，秦九凤还将学来的知识付诸实践，“当时农村文艺生活极度匮乏，逢年过节田头说唱成了他们接受知识、精神培养的少数机会。”秦九凤常常为文艺演出编写淮剧，颇受村民欢迎。读报之余，秦九凤将自己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变化，用满怀激情的文字写下来，不断给《新华日报》《人民日报》投稿，并于1963年被新华日报社聘为通讯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成为秦九凤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用人方面破除了阶级成分论，开始注重知识化、专业化。”秦九凤告诉记者，1985年，44岁的他被江苏省人事局作为“有特殊贡献的人才”破格由农民录用为国家干部。1990年，获江苏省总工会颁发自学成材奖，同年调入淮安市（现淮安区）人民广播电台任副台长，从农民“新闻专业户”一跃成为新闻单位的负责人。1991年初，筹建之中的周恩来纪念馆需配备专业资料研究人员，组织上一纸调令，将秦九凤调至周恩来纪念馆任资料科长。1995年和1996年，他又先后被破格晋升为高级政工师、副研究馆员。

　　●奔走全国各地，讲述周总理故事

　　提及对周恩来精神研究的初衷，秦九凤动情地回忆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几乎所有人打小都崇敬周总理。1953年，学校组织踏青，我们在当时的淮安县文化馆瞻仰了周总理的画像与生平，那时我才知道周总理竟是家乡人。”从那时起，秦九凤在心底便埋下了一颗学习研究周总理、弘扬周恩来精神的种子，希望向世人讲述一位真实的周总理。抱着这样的信念，秦九凤奔走全国，联系周总理亲属、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以及与周总理曾有过特别联系的人，遇到疑问，他都是立即写信或打电话找有关当事人，了解核实情况。

　　1976年，秦九凤了解到周总理身边一个同乡小李，曾在1965年时在新疆哈密地区与周总理见过面，秦九凤觉得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立刻前往采访。事情经过一波三折，从只知其姓不知其名到获悉名字却又找不到人，最终经过几番奔波，于6年后才联系上已经身在湖北应城县的李正兰本人，还原了事情经过。为此，秦九凤撰写了《周恩来的故乡情》，该文获得全国优秀广播稿件三等奖和江苏省优秀稿件一等奖。为证实周总理坐飞机途经淮安时曾透过窗口眺望故乡这件事的真伪，他联系上当时同样身处飞机上的卫士长成元功、经济秘书王伏林，了解到当时周总理从广州飞回北京，路过淮安上空时请飞行员将飞机下降至两千米到三千米高空，遥望了一眼家乡。正是这种求实求是的态度，让秦九凤成为了“周家通”，并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认定为“在周恩来童年与家世研究方面尤为突出，在党史界有一定影响”的人。

　　如今，秦九凤不仅继续写稿，还奔走全国各地向各行各业群众讲述周总理的故事。“到现在已经讲了800多场，党政机关、学校我都去过，最让我欣慰的是大家真的愿意聆听了解周总理的生平”。

　　■融媒体记者 高尚杰 何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