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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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苏特稿 文/谢雨欣(实习)元朝时,国家政治中心转移到大都(北京),当朝统治者将隋唐大运河裁弯取直贯南北,诞生了京杭大运河,一些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沿线的闸坝河道、城镇乡村、风土民情等,无不吸引着他们的目光,激发着他们的兴趣。
马可波罗:繁茂商都的城市印象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任元朝官员,根据他的口述撰成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对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大量的篇幅记述了他在中国运河区域的所见所闻。
也许是受威尼斯商品经济的环境影响,除了对“天方夜谭”式梦幻之城杭州的着墨,当时地处运河枢纽、以漕粮漕盐为依托的商贸之城淮安也深深地吸引了年轻的马可波罗,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这座城市的巨大发展潜力。
1282年,马可波罗自大都沿着大运河南下前往扬州赴任,途中在淮安短暂停留。他这样描述道:淮安是一座特别大的城市……这座城市船舶众多,在黄色大河之上穿梭。这座城市是州府一级的治所,因此货物很多,都在此交易。由于这里濒临黄河,大批的商品在此集散,通过黄河运到各地销售。这里还产食盐,不仅可供本城使用,而且还可输往其他40座城市。大汗从这种贩盐的交易中取得了庞大的税款。
元代的淮安城北便是古淮河,南宋初年黄河夺淮入海,淮安便是黄河、淮河和运河交汇之处,而淮安以南,便通过里运河沟通扬州和长江。水运的便利造就了淮安商品贸易的兴起,尤以盐运最为发达,支撑起其明清时代淮安和整条里运河的繁荣,马可波罗文字中记录的这座商贸之城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利玛窦:“世界奇迹”的漕运管理
明朝末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开始踏足亚洲进行传教,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一时期,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是耶稣教会在中国的奠基人——利玛窦,而京杭大运河悄然间成为了他沟通中西方文化的纽带。
据王应麟《利子碑记》记载:“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万历二十八年(1600),为了传教事业,利玛窦亲自进京,朝觐大明皇帝。在朝廷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帮助下,自南京乘船进京。利玛窦带着西学而来,沿着京杭大运河,航行北上。京杭大运河就这样无意之间帮助国人拉开了“东学西用”的序幕,也推动了在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传播。
利玛窦对京杭大运河的美景印象颇深,称赞大运河为“世界奇迹”。他还在《中国札记》中特别对大运河的漕运管理和运输技术给出了中肯的评价:从扬子江来的私商,是不允许进入这些运河的,但居住在北面运河的人们除外。这项法律,是为了防止大量船只阻碍航运,以便运往皇城的货物不致糟蹋。然而,船的数量是如此之多,经常由于互相拥挤而在运输中损失许多时日,特别是运河水浅的时候。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在固定的地点设置木闸来节制水流,木闸还可以作为桥来使用。当河水在闸后升到最高度时,就开放木闸,船只就藉所产生的流力运行。
1610年5月,利玛窦因病卒于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皇帝允许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安葬。
崔溥的“奇幻漂流”:运河沿岸风情画卷
同样在明代,朝鲜人崔溥应朝鲜李朝国王成宗之命而撰就的《漂海录》,逐日记录了他的运河之旅,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状况和生活习俗,成为研究运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不过,崔溥的运河之行来得更加“传奇”。朝鲜成宗十九年、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朝鲜官员崔溥听闻父亲去世,率从者42人渡海回家奔丧,途中遭遇海难,在海上漂流14天后,在中国台州府属地获救登岸。崔溥一行获救后,经当地官员审查,排除倭寇嫌疑后,由中国官员护送,自台州走陆路至杭州,由杭州沿京杭大运河行水路至北京,再由北京走陆路至鸭绿江,返回朝鲜。崔溥成为明代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
崔溥一行所经运河,是明代最为繁忙的交通线。他在《漂海录》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明代中期运河全线的水陆交通状况:“凡往来使命、贡献、商贾,皆由水路;若或因旱干闸河水浅不能通船,或有火驰星报之事,则由陆路。盖扬州府近南京,只隔三驿,且闽、浙以南皆路经此府以达皇都,故驿路甚大……”
尤为难得的是,崔溥还详尽地记录了明代后期运河沿岸的市井风情。崔溥一路上比较江南江北异同,甚至各个城镇之间的差异,将运河南北部之间在市井风貌、饮食起居、仪容打扮、丧葬习俗、宗教信仰、文化程度,以至对于农工商业的态度、生产生活方式、生产生活用具、水利资源的运用等,均作了具体而又形象化的论述。
“史上最大来华使团”:“天才的工程”沿途趣闻
18世纪,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起飞,跃升为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开拓海外殖民地和市场成为英国的既定政策。1793年,英国国王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向中国派遣了一个由马戈尔尼率领的“史上最大来华使团”,虽见到了乾隆皇帝,却因为跪拜礼之争,没有与清朝达成实质性的谈判成果,不过意外得到了皇帝特许,从北京出发,沿着运河南下,横穿直隶、江苏、山东,跨过黄河、长江,到达浙江杭州,继而换乘车马到达广州。这是自马可波罗以来,除了传教士和商人之外,第一个能够完整地游历京杭大运河的西方外交使团。
1793年10月7日,马戈尔尼使团从北京通州上船,开始了33天的运河之旅。在行记中,马戈尔尼及其随从这样描述大运河:“我们的帆船进入了皇家大运河,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它流过高山,穿过谷地,还与众多河流湖泊相交”,“这是个天才的工程,它旨在使帝国的南北各省能够相互沟通。”
使团途经淮安、扬州、苏州、杭州——明清时期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东南四都”,留下了许多趣闻,从自然风光到市井生活都留下了生动的记录。
船队抵达扬州城下时,使团得知“该城因其规模及优美的建筑而闻名于中国”,不过正当几个成员跑上岸想看一看的时候,立刻被随行的清朝官员抓了回来。于是他们只能隔着运河眺望扬州城,“从船上估计其繁荣的程度”。马戈尔尼在行记中写道:“在瓜洲(今扬州市邗江区)渡口望去,江面上的波浪如海涛般汹涌澎湃,我们还见到了江豚。”
镇江的焦山,则“犹如一位巫师通过魔法在江面上变出的迷人的建筑”,彻底颠覆了马戈尔尼对中国山水画的认知。在此之前,马戈尔尼一直不喜欢中国山水画,认为画得不够写实。直到船行至焦山,他才感慨道:“奇境不是在想象中,而是存在于中国的大自然中。”而当使团到了苏州的时候,更是真正被江南的风景气韵所折服,并且还记录了当地人的安康生活:“苏州城内外无数居民都衣着更好,看上去都更满足和愉快,胜过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见。他们几乎都穿丝着绸。”
中国大运河联结着中国与世界,成为外国人观察中国物质文明和地域文化的窗口,他们怀着新奇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大运河,其生动的描述体现了中外文化在这里的交流与碰撞,这些记载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成为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参考资料:《淮安里运河-故事篇》、杭州全书运河(河道)丛书、《文明》2017.07月刊、大运河文化研究公众号、百度百科